治療一顆傷痛的心
刊於2008年2月9日《環球郵報》   作者：Robert Matas

（由H.K. Ho翻譯）

溫哥華——愛倫和亞倫擁有你認為一個有教養和富裕家庭所有的條件，他們熟識醫療制度的運作、他們認識有影響力人士、他們有財政資源供應患有精神病和染上毒癮的兒子所需。

但是這一切都不足夠。

他們不能說服31歲及在29歲時被診斷患有精神分裂的兒子接受有效的醫療，除了溫哥華巿東區，他們未能為他找到合適居所。

愛倫是擁有30年經驗的家庭醫生，亞倫是設計電腦程式的。在這星期的訪問中，提及當他們知道警察每天接觸的兒子時，他們感到無望和可怖。可是，他們無法阻止兒子墮落，而在三個月前，在淪落地區一廉價酒店成為落腳點。

有關特稿：溫哥華巿中心東區——作者：Gary Mason

五年前，愛倫為了她的一個病人不願住進精神病院而抗爭。現時，她不會這樣做。

當她回顧兒子在東區墮落的情形，她說：「家庭有一個精神患者，想法就會改變，這轉變是由我家中有一個這樣的人開始。」

本星期初溫哥華警察發表一份報告，它透露警察花很多的時間去處理精神病者。它建議為他們設立一個緊急應變中心以代替牢房或醫院。

報告回應了很多城巿有精神病者住在街上需要關注的反嚮，數間稍大的精神病院在1980年代關閉，因為有新的藥物可以控制病情——如果正確服用。

報告發表後，卑斯衛生廳長卜佐治（George Abbott）宣佈支持可容納100至150精神病人的安全治療設施。在其後的訪問，他說這設施是現有服務外的逐步增加。

卜先生說政府沒有試圖使警方更容易從街上捉走精神患者。現時，非自願住進精神病院的測試是他會否對自己或其他人造成即時的危險。政府歡迎對可能改變的辯論，但沒有預算主動提出討論。

卜先生說：「嘗試在精神病者和他們家庭間的權利取得平衡是一個難題。」

亞倫在家中展示兒子快樂時日的照片——有戴四方帽和穿畢業袍的、有戎裝的、有合家的。

亞倫說兒子患病前，他做正確的事，他在學校成績好，他參軍懷著成為空軍機師的壯志。在他二十幾歲時，他患了抑鬱症。數年後，滿地可和溫哥華的醫生診斷他兒子患了精神分裂症。

亞倫的兒子不接受這診斷（為了保障私隱，這裏不用他的名字）。在另一個訪問中，他說有吸食海洛英和可卡因的歷史，但是他沒有精神病，他將他的妄想和虛幻歸咎於可卡因。他說：「我不服用毒品時，我很好的。」

他又叫人勿聽取他雙親的說話。「那不是我的故事，因它只是片面解譯。」

他雙親說他缺乏認知自己的病情是獲得正確照料的一大障礙。2006年1月時，他們的兒子居住在滿地可，當他們接到電話便理解到有些不對。

他告訴愛倫他要對父親的死負責，所以要自殺，但是亞倫是活生生的。

亞倫去滿地可帶兒子去醫院，醫生給他出院，跟著數天，他兒子的情況轉壞。愛倫教亞倫用神奇的理由令醫院收留兒子——亞倫告訴醫院他的兒子要自殺，他立刻被收留了。

一星期後，他出院跟父親返溫哥華，亞倫和愛倫把兒子安置在家中地庫。愛倫說：「我們以為可以用愛和知識保護他，但是他在家中情況越變越差。」

他雙親沒法令他正常進食，他們不能將地方打掃，他的寵物——一隻栗鼠、一隻雀和一條養在魚缸的大魚——吸引了蒼蠅和發出臭味。他們的兒子不許他們進入房間清潔，他停止服藥和幻覺漸增。

愛倫說：「我們看着他在我們面前萎縮，但完全無助。」搬返溫哥華八個月後，他報警話有人跟着他，他被帶到醫院，身上有自創的傷痕，他在醫院逗留了十天，藥物把他鎮定下來，醫療人員決定他再不會對自己或其他人造成危機。

他們的兒子仍然不相信自己有精神病，但他雙親就不相信他是健康的，兩星期後，他再進醫院，需要住在一間上鎖的病房內過了一個星期，他說服醫院給他離開病房。

亞倫和愛倫決定他們不能在家照料一個有毒癮和精神分裂的兒子，亞倫給他租了一個公寓並安排一個人按時探訪及照顧他。

在無人看管下，他們的兒的毒品用量上升，為了每日$300買可卡因和海洛英，他能當的東西都當了，把雙親買給他的食物轉賣，又從家庭銀行戶口中提取數千元。

愛倫和亞倫覺得好像看着兒子步向死亡。十個月後，他被公寓趕出來，他雙親這樣想，如果他在自己的地方或許會好些。

亞倫買了個大廈單位給他，愛倫說：「他把它變成地獄。」他們的兒子將單位收容妓女和道友以換取毒品，他的鄰居害怕進入大廈，警察幾乎每天都到來。

他們的兒子搬進單位兩個月後，愛倫和亞倫決定要試其它方法，租或買的地方都不能給兒子安全，他們在溫巿東區找到一所名叫Regal Place Hotel的容納單身長期租客的地方。

亞倫對允許他兒子決定自己毋需幫助的精神病治療制度絶望，他說：「這鐘鉈擺得太遠了。」

他補充說：「自己不能作決定，不能保持整潔和不能自己進食的精神病人卻被給與權力在醫療照顧方面決定怎樣做。」

「何時社會應該干預呢？」